而在不需要实现文化同质化的文化构成中，即在语言、宗教、哲学、艺术与习俗的领域，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足够的吸引力，因为它们各自所具有的能让世界侧目的独特性魅力迄今犹存，别无可觅。

陈来《仁学本体论》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堪称这一进路的先行者。杜维明认为，儒家人文主义大可以在自然观和社会观两方面，对自由主义的盲点补弊纠偏。

蒙培元情感儒学上承冯友兰新理学，赋予情感以存在论的地位，形成可与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心性派对举的情理派。此外，作为对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相关讲话及两办《意见》和通知的积极践行，各级政府、高校、社科院进一步整合、强化了固有的儒学或传统文化研究机构，乃至重新设立了一批档次不低的儒学研究机构。作为大陆政治儒学的首倡者，蒋庆的立论虽然因其照搬古人或托古改制的表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脱离现实的乌托邦设计等等问题而饱受非议，甚至连政治儒学都受其连累而成为一些主流学者为之侧目的对象，但无法回避的是，政治儒学或制度儒学确实因反映了现实的需求而成为儒学研究的大势所趋。目前，杜维明、安乐哲、贝淡宁、成中英、林安梧等原本活跃在海外及台港的知名学者，都常年驻扎大陆。在纪念五四运动之际，习近平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泰斗牵手交谈，进一步透露出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讯息。

而颜炳罡的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则将是对近现代儒学研究成果所进行的首次全面而系统的检阅和总结。法学方面，人伦司法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这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联手，正在成为儒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新动能，并形成文化研究的新模式。在这方面，曾领风气之先的山东省，更是走在前列。国家对儒学正面价值的肯定，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大陆自觉退出了世界儒学研究中心的竞争。

历史和现实均证明，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有效抵消全盘西化的影响。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民间儒学复兴热潮的基础上，决策者明确将儒学接纳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正常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开展，谈何中心？。北京大学的礼学研究强调丧服为中国礼学的根本，力求在梳理、澄清中西文化相关差异的基础上，站在中国传统丧服制角度抽绎并回应普遍性思想问题。当代中国文化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部分构成。儒学研究已经基本脱敏，完全合法，甚至更符合中国当下的政治正确。

这一模式最早由山东大学和墨子故里滕州市首创，其后逐渐为全国各地所复制，且已成燎原之势。这一做法与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依赖于群体协同也颇为合辙。这是世界儒学研究中心正在向中国大陆迁移的最好说明。自由主义的原子个体意识，则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与相互关怀，社会整合的基础变得空前薄弱。

这些国家和地区、机构一时成为儒学研究者心向往之的高地有历史的合理性。从儒学起源到早期儒学，从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从先秦思孟学派、稷下学派，到宋代新学、关学、朔学、蜀学，以至明清实学，从人性善恶义利之辨到亲亲相隐理气关系，从仁、智、勇到忠、孝、节、义，儒学史上的各个知识点、尤其是各个关节点，都正在被深耕细作，许多固有认识也被不断刷新。

贝淡宁认为，学界应该正视中国式贤能政治，因为这是传统中国用来衡量政治进步与否的主流标准。政治学方面，有前文提到的贝淡宁为代表的贤能政治。

二、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 凡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结构性调整时，思想文化格局无不连带发生同样的结构性变动，一国政治经济之崛起，一国学术亦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以政府之力推动学术研究，能够综合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资源，推动文化领域的大工程大项目上马，使一些单凭个人及学术群体无力承担的重大学术问题集中得到解决，从而在短时间内就能有效推动文化的繁荣。尽管这个问题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明显有了改善，但是毋庸讳言，作为儒学研究主力军的中国哲学界在偏重哲学史进路、照着并接着宋明儒学讲的同时，明显轻忽了汉唐经学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近五年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儒学就处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在中国大陆，儒学研究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负面因素，是中国文化的负资产，因而儒学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态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探索高端儒学学术机构的运作规律，将一家或几家现有机构打造成世界级儒学重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应该被提上国家的日程。

其次，与儒家文献整理取得了系统性进展相比，儒学理论研究显得相对滞后。陈来《仁学本体论》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堪称这一进路的先行者。

只有从理论和制度两方面处理好这一问题，儒学才会拥有更强大的现代学术形态，而只有这样的儒学学术才足以托举起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纷纷朝儒学转向之际，原本就从事儒学研究的哲学领域的学者，早已不满足于照着讲的儒学史研究，开始了接着讲的哲学建构。

三、大陆儒学研究呈现新趋向 儒学研究在经过二十余年的跑道滑行准备之后，于最近五年，以迅猛的姿态腾飞而起。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地位的上述变迁、变动和调整，为近年来儒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近年来儒学研究在理论、思想、观念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新收获，在若干专题研究和重大基础文献整理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促使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大陆儒学研究随之也呈现出若干新特点、新趋向。

从学术史的视角看，在儒学的全面繁盛中，大陆儒学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趋向。我们希望，随着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规模越来越大，能有更多的大陆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逻辑上，我们不难做出下述分析：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的结合，而几千年来的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国特殊国情最基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基于传统儒学视角诠释、提炼、推广当代中国经验，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大陆儒学研究的最有潜力的增长点。民粹主义在当今西方政坛的泛滥，尤其暴露了自由主义在社会整合上的困顿和无力。

《意见》昭示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苏和新生。改革开放之初，韩国、新加坡，尤其是港台，曾对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发挥过重要的反哺作用。

多年来，杜维明先生一直站在儒家人文精神角度，尝试同西方自由主义进行对话。相形之下，儒学研究中的相关思考则相对简单地摇摆于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之间，或者向自由主义投怀送抱，或者单方面强调权威。

但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蔓延，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较之大陆政治儒学，港台新儒家、海外新儒家在种种历史与现实原因限制之下，早已放弃国族建构的使命，消弥了最能体现儒学生命活力的治平理念，仅止于退守内在心性论传统，而将广大的公共领域议题拱手让给自由主义。

儒学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堪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重要思想流派。包括在1949年之后一段时期内，传统文化仍然备受轻蔑。习近平到访曲阜，是近几十年来乃至近百年来思想文化领域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甚至是一次最为深刻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应有地位从此开始恢复。前两部分由于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唯有传统文化的地位则处在漂浮游移状态。

冯友兰、汤一介等于1984年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曾密集邀请海外及港台儒学专家讲学、授课，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渐为大陆学界所知，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追随者，乃至可以说，今日大陆已经成名的儒学专家，没受到港台新儒家影响的不多。在社群、传统、权威优先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安放个体自由，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现代化所必需解决的基本问题。

文学方面，儒学曾对文论、诗论、词论等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经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儒家思想在明清小说中的体现，儒家传统对现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等论题，正在成为研究热点。(在本文收集材料和起草过程中，郭震旦、李梅和邹晓东提供了很大帮助，谨志不忘，并致谢忱。

首先是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相脱节的问题。政府主导在经济领域所实现的奇迹，有望在文化领域得以重现，其中经验，值得认真总结。